在時代浪潮下成長的百年基隆／港與港都人（下）— 戰後的基隆港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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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都染血—二二八事件

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8月，隨著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而結束，台灣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收。戰後初期的台灣由於省籍衝突、社會經濟等因素，1947年2月28日以一場在台北的官民衝突為契機，演變為全島各地的衝突—「二二八事件」。3月8日，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從基隆港上岸，其後開始進行全島「掃蕩」，造成台灣地方社會嚴重傷亡。而軍隊上岸所在的基隆人民，更在事件中受到嚴重創傷。

當時，以基隆的碼頭工人、煤礦工人死傷多；受難者學歷多為公學校畢業或不識字者，職業多為碼頭工人、船塢工人、煤礦工人等中下階層出身者。根據《基隆雨港二二八》口述歷史，一位見證者郭鐘美小姐仍記得，在3月8日星期六這天，「中央船悄悄載兵來，港邊等買貨品的人都死了。」時隔三日後，「星期二以後，商店開門，路上有人走動，基隆港的船出去，撿一船一船的死人回來，丟在港邊。」但是，人們的創傷與記憶，一直要到1990年代以後，才逐漸被看見、討論、書寫下來。

1949年（民國三十八年）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，隔年又因為一場發生於朝鮮半島的戰爭—韓戰爆發，台灣被美國納入西太平洋防護網，並在1954年與美國簽訂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，從此之後，台灣的經濟發展受到美國援助的影響非常深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體制之下，基隆港的發展，被國家賦予經濟發展的任務，而且又同時肩負與軍港的功能。

碼頭工人與貨櫃時代

基隆港務局棧阜管理處，以及基隆港碼頭公會，在1949年相繼成立，而為了訓練第一代的碼頭工人，先後有「裝卸養成所」以及「基隆港務局員工訓練所」，專門培養訓練國小、國中的畢業生，學習碼頭裝卸相關的知識。

隨著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政策，走向發展輕工業、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，1950年代的基隆港擴建港口，增建深水碼、修建聯外道路；基隆港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日趨提高，在之後基隆港於1968年興建第一突堤碼頭，可以說象徵迎接貨櫃運輸時代的到來，這項劃時代的變革。不過在此時期的第一代貨櫃船，還沒有像今日成熟的建造貨櫃輪船的技術，所以主要還是以改裝中型雜貨船為主。

隨著基隆外港擴建，更多人口有居住的需求，以牛稠港周邊為主的碼頭邊緣坡地，開始有房舍興建。同時，發展貿易也帶動如貿易行、報關行、貨運行為多等相關行業的興起，再加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，不時向基隆港停靠的美國軍艦，為市街帶來另一種商機，並且衍伸出如三輪車伕、非法導遊、酒吧、特種行業等新興產業，成為當時基隆港周邊市街的特殊地景。

港邊有移民？他們來自哪裡？

來自各地的多元族群，也在1950年代以後，先後匯聚於基隆港，再次展現出如同基隆在歷史舞台上，扮演的「玄關」的角色。而且，不僅是透過海洋與其他陸地、外國接軌，也同時是來自台灣各地的移民們的目的地。

如同前文提到，隨著外港擴建、港市發展，許多因為外港工程的就業機會而移入基隆市的島內移民。在港務局棧阜管理處成立前的「包工制」時代，又稱為「五十公司」，由五十位資深碼頭工人招攬在中南部的親友前來工作，他們多來自台中海線鄉鎮以及苗栗苑裡。另外也有來自東部的阿美族人，在台東成功漁港接受船員訓練後，到和平島從事漁業。短短十年之間，基隆市人口變增加8萬多人。除此之外，1955年因中共解放軍攻擊的「一江山島戰役」，大陳島居民（即「大陳義胞」）撤退來到到台灣本島，其一大部分為從事過去大陳島為主的漁業，接受政府的輔導，選擇定居基隆。

港的起起伏伏

1972年之後，在國際石油危機的背景之下，以及為了加強推動國內的經濟發展而出現的十大建設，台灣整體的經濟結構，轉變為發展重工業，也是在此時，基隆港擴建工程大致完成，蘇澳港也在此時期成為了基隆港的附屬港。1970年代以後，由於基隆港貿易量穩定成長，船舶修造業日益發達，同時也促進機械電子工業的發展。基隆市人口中，從事運輸、倉儲、報關行人數也不斷地成長。

經濟發展與硬體建設完成，也影響到港口周邊的地景。在此之前原本集中在漁港區南岸的報關行、貨物行，先後為降低營業成本，分布據點擴散至中正路、南榮路、安和路一帶，一改過去聚集於港區周遭的地景樣貌。

基隆港的發展規模，以及基隆市的人口規模，都可以說是在1970年代所奠定的。基隆港到了1984年，已經一躍而成世界的第七大港。但是，後來隨著中國經濟特區開放影響，貿易量下滑，不得不尋求轉型的模式。又在1999年，一項對於在碼頭辛勞數十年的工人而言，最主要的變化，就是裝卸公司民營化，依據勞基法僱用工人並自行管理，一改過去由基隆港以裝卸費名義，向航商貨主統一收取，再按「對內分配表」所定比例分別支付工人所得、港務局所得裝卸費的模式。碼頭工人或選擇繼續定居基隆、或選擇回到中南部家鄉，基隆港邊最具生命氣息的「碼頭工人文化」，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逐漸褪色。

結語

回首基隆港百年發展的歷程，我們可以看到從早期港口如何受到以「國家」權力主導的硬體建設的進步，以及在台灣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中，無論因經濟貿易、國際與國內局勢所需、或為了大時代中個人與家族的謀生，有許多來自島內外的人們接連來去，或短暫駐足，或落地生根在此生活的時代樣貌。直到今天，基隆港如同過去作為台灣島的「玄關」一般，為我們認識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變遷，開啟一個獨屬於基隆港的視角。

參考文獻（依筆畫排列）

尹姿文 ，〈國際局勢、經濟政策與港口發展：戰後基隆港的營運和消長（1950-1973）〉，南投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。

朱惠足，〈作為交界場域的「現代性」：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〉，《文化研究》，5（台北，2007），頁49-86。

林光計畫主持、張志清等共同主持，《基隆港口述歷史：期末報告》，基隆：交通部基隆港務局，2008。

洪紹洋，《近代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》，台北：遠流，2011。

張心穎，〈基隆港區域發展與市街地景變遷〉，花蓮：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論文，2018。

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高淑媛採訪記錄，《基隆雨港二二八》，台北：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，2011。

陳凱雯，〈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、推行與開展（1895-1945）〉，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3。

陳凱雯，〈帝國玄關─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〉，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4。

戴寶村，《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》，台北：玉山社，2011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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